董宏猷是孩子们喜爱的大胡子叔叔，他留下的好作品，就是他人生盛开的花。
2022年12月最后一天，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永远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让儿童文学界感念、叹息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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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董宏猷相识有35年了，最早是在一个儿童杂志举办的笔会上，起点还很滑稽。那时我出道不久，和文坛有点疏离，又是第一次独自去参加笔会。去接待处办理手续时，看到前面有一个敦实的背影，用皮筋扎一根马尾似的辫子，正在取房卡，我猜想是和蔼可亲的女作家，开口问：“这次笔会我们一共有几位女同胞？”不料他一回头，原来是个另类诗人打扮的文艺男。
董宏猷是湖北人，常年生活在武汉，他说自己身上有武汉“码头文化”的烙印。在我眼里，他的确见多识广，三教九流都能聊，但他达观，对人善意，永远那么真诚，而且他的热情属于澎湃型。记得在2000年前后，我和广东的作家关夕芝、蔡玉明去武汉。他听说后，一定要尽地主之谊，看我们的日程事先排满了，只有黄昏时分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他特意包了一条小船，请我们三个东湖荡舟。整个过程，他用唱歌来替代交谈，给我们唱各种与东湖、水，与武汉、泛舟有关的歌，一曲未了，另一曲接上了，连过门和伴奏都是他一个人包掉了。
还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应邀去梅里雪山采风，那天回营地时，眼看天黑下来，藏族向导卓玛带着几个善于登山的作家在前面猛跑，散落在后面的我们七八个人同时迷路，董宏猷也在其中。山里没有通信信号，迟迟不见卓玛，大家只好四处寻找马蹄印，想走出困境。结果转到了更为冷僻的山涧。已是半夜了，为保存体力，大家决定不再瞎找了，围坐一圈，等待卓玛带人寻过来。
我们每个人面朝外，防止野狼之类的来偷袭。寒冷，加上饥肠辘辘，大家难免忧心。这时董宏猷笑嘻嘻地开口了，说没关系的，他背包里有吃的。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他慢慢地在背包里搜索良久，等啊等，他终于摸出几包润喉片，分发给大家。大家笑他不合时宜，不过润喉片丝丝的苦甜味，印在记忆里了。
董宏猷对儿童无比喜爱，他采访过一批一批的小孩子，和他们拥抱、打球，给他们唱歌、念诗、表演，教他们摄影，孩子们非常喜欢多才多艺的他。他获得孩子的信任，得以真正和孩子做到心灵契合，因而写就了他的成名作《100个中国孩子的梦》。他呕心沥血写出的，还有在他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才出版的《100岁的红领巾》。
这应该是一部长篇散文，但我感觉它更像一部长篇朗诵诗，既抒情，也叙事，有音律美，描述充满诗意，富有激情，这激情是董宏猷式的。他写少先队百年史，试图在区区几万字的篇幅里全景化地写出红领巾的一百年的历史长卷，于是采用一个有力的阶梯，跳跃进行，努力用时代的脉络串联起不同历史阶段少年儿童的精神特质。书里的许多片段特别适合吟诵和传唱，始终激情澎湃着。
《100岁的红领巾》写了一段段被很多人普遍遗忘的独特故事，有一段写到创办于1929年的淮安地区的兴安小学。记得我曾受邀在那所小学讲课，在校史上看到当年组建兴安旅行团，学校的创办人陶行知先生把预备安葬母亲的500大洋捐献出来，整个兴安旅行团的师生行程达5万里，一路鼓舞人心。将这些历史沿革放在整个少年运动史的链条上来看，很是感慨，也显出前辈们的理性、勇气、前瞻、创意。
并非亲历的回忆，董宏猷能这么畅快、这么开阔，这么从容地写，他写出100岁的红领巾的历程，对这一题材的开拓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有文献意义，特别可贵的是，这么一个厚重的主题，他用纯真的、将红领巾拟人化的方式，写得儿童一读能懂，这里蕴含着他的睿智和巧思以及漫漫的艺术追索，可见无论什么题材的艺术作品，要立得住，少不了丰满的艺术创造力。
孩子们喜爱的大胡子叔叔董宏猷，在2022年12月21日，也就是他去世前的10天，评介过一个青年作家，他说：作者能静下心来，写自己该写的文章，无疑是勇敢的。在特别艰难的日子里，敢于直面人生，才能盛开自己的花。
我想，他留下的好作品，就是他人生盛开的花。（秦文君）
